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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北京9月23日电 (曾玥)今年是我国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20周年。在此背景下，“中国非遗保护20年：成就、挑战与展望”学术论坛21日至2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来自非遗领域的近40位决策者、管理者、专家学者和非遗传承人围绕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理念与方案进行深入交流与研讨。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李晓松指出，我国非遗保护实践是《公约》精神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的过程，已基本形成一套既与国际衔接、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体系。只有结合《公约》精神、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形成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模式宾果购彩平台，才能繁荣我国非遗保护事业，并为国际非遗保护工作贡献“中国方案”。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雁云表示，高校作为知识创新与文化传播的高地，在非遗保护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北师大以深厚的学术底蕴和前瞻的教育理念，不断整合多学科优势，以跨学科视角推动非遗科研、教学与社会服务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勉励学者们携起手来，为推动我国非遗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新贡献。
在发言讨论环节，专家学者各抒己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魁立认为，过去20年间，结构和解构的认识方法逐渐显见，社会对非遗保护对象的情感内涵有了不同于过去的认识；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俊华重点阐述了中国非遗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非遗保护与现代治理等方面的辩证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黄永林则着重探讨非遗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形成合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方法和路径等。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20年来，中国非遗保护与传承科学有序，硕果累累。本次论坛不仅是对过去20年非遗保护工作成就的一次全面回顾与深刻总结，更是对未来非遗事业发展方向的一次积极探索与前瞻布局，强化非遗保护的理论支撑，促进学术研究的深化与创新，加强实践层面的经验交流与策略探讨，为推进非遗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路与建议。
本次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发展中心、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联合主办。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中，与会嘉宾围绕“非遗内外：现代化进程中的非遗保护”“生态与传承：非遗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跨界与融合：非遗保护中的类别与媒介”“主体性与文化权力：非遗的人民性”“理论与实践：非遗保护与非遗学科建设”“话语与政策：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与本土实践”等六大主题展开讨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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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一粒大米从种子变成粮食，从田间地头走上餐桌，既关乎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又影响着每一个人“舌尖上的幸福”。这一路上，法治守护不可或缺——粮种环节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春耕时分司法局开设“春耕法律服务”窗口、法院打造“田间法庭”、公安局推进“亮尾工程”，政法委“四所一庭一中心”联调联动随时待命……佳木斯市政法系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工笔画般的精细与执着保护黑土地、守护“大粮仓”，与农民伯伯们一起捧出了一碗碗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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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培民：我最初进入哲学领域可说是“为生活所迫”。小学五年级时，“文革”开始，社会的动荡和家庭受到的冲击，使我陷入迷茫。中学毕业后，我在工作中因高压触电双手致残，差点丢了性命，使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上下求索”。幸运的是，那时我有缘结识了曾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后来成为上海《社会科学》杂志主编的刘潼福先生。在他的引导下，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所有能到手的哲学著作，做了大量笔记、卡片。恢复高考后，我报考的志愿选项里，全都是“哲学”。
有意思的是，我是在去美国留学后才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我的博士学位导师柯普曼(Joel J. Kupperman)教授对东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在我读博期间，他先让我在他的东方哲学课程里担任助教，接下来又要求我独立给美国的本科生讲授中国哲学。这就迫使我重新认真阅读《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坛经》等中华经典，思考如何用英语准确地表达其含义。这个过程使我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智慧有了全新的感受。也逐渐走上了中西比较哲学的道路。后来我发现，与我同时代出国学习哲学的人，几乎都先后转向了中西比较哲学。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倪培民：我认为儒学本质上是一个功夫体系，我近三十年的学术研究也确实以从“功夫”的角度来系统地诠释儒家思想为主。相比于当今流行的其他诠释框架，如心性儒学、政治儒学、生活儒学、自由儒学、情感儒学、进步儒学等，我认为“功夫”更准确抓住了儒学的核心，也更能统合儒学本身的各个维度。只是我所做的不只是提供一种对儒学的诠释，也是一种功夫哲学的建构。
由于武打电影在世界普及，“功夫”这个词可说是世人皆知。我把“功夫”定义为“生活的艺术”。在中国传统哲学里，功夫通常被用来特指有关心性修炼的学问。但在日常用语乃至儒学中，它也不仅仅是指心性的修炼，而是泛指各种生活的艺术。作为生活的艺术，功夫的实践和对它的思考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宾果购彩平台，不只中国才有，但对生活艺术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思想关注的核心。功夫不是可单纯“采用”的方法或者“遵循”的道，它要求主体进行修炼践行，成为具备德性、功力、才艺的艺术家，并且从功效(善与美)来反复检验与完善其功法。
把“功夫”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能够很好地弥补西方哲学因理论理性的偏执而造成的对如实践、技艺、情感、信仰、修身等的遮蔽。从“功夫”的角度诠释儒家思想，首先意味着把儒家学说当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夫指导，而不是描述世界的理论系统；其次意味着儒家学说的最终目的在于达到艺术人生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对人生作出道德约束；再次意味着儒家经典中的许多言语需要从语用的角度去解读，而不是只看字面的意思；最后更意味着儒家经典的内容不只是“口耳之学”，必须要通过修身实践才能充分理解。也只有把所学的知识“体身”化，变成身体的倾向性宾果购彩平台，才算真“知”。
将儒家学问作为一种功夫体系来解读，并不等于说它无法从哲学上来理解。恰恰相反，正是通过它的功夫特点，儒家学说的独特哲学价值可以得到充分显示。前面所概括的四个方面，都可引出许多哲学上的深刻启示，在解构有余建构不足的后现代哲学时代，能够凸显儒家哲学的建设性价值，弥补西方哲学长期以来对主体本身之修炼转化的忽略。
功夫的视角确实可以帮助西方学生更容易把握儒家思想的实质。关键是它给了学生一个根本启示，认识到自己面对的不只是外向的选择，也要有内在的修炼转化。西方的人文教育通常称为“liberal education”，其字面的含义是“自由教育”。这个名称的一个潜在问题是，容易使人仅仅把自己看作自由意志的主体，接受教育无非是拓宽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功夫视角使他们意识到需要“学以成人”。
另一个有效的方法是“解压缩”，就是剥茧抽丝地分析、引申，让文本中蕴含的可能性尽量展开。这对中国传统经典的阅读和翻译尤其必要，因为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许多表述非常简约，而且往往有歧义，但蕴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从分析引申中得到许多的启发。我前几年发表了一个《论语》的新英译本，此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译文中尽量保留原文中的模糊性，然后在注解中列举出一些重要的不同解读，并做一些启发性的分析引申。
还有一个关键的方法是“联系实际”——与现实世界的状况联系，与人的实践生活联系，让学生和读者认识到他们所学的东西是与现实生活有关的，认识到这样的学习不只是增加一点知识，而且是可以得益于此的。我不否认纯学术研究的价值，但对一般的西方学生和读者而言，现实价值是引起他们兴趣的根本，更何况中国哲学的许多内容本身就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也是需要在践行中才能真正理解。
同时宾果购彩平台，要很好地“发声”，也需要认真地“倾听”，了解受众对象的语言和文化背景，能够用对方容易听懂的语言和方式去介绍。能够在世界上有效地传播中国哲学的学者，通常是能出入东西古今的。我觉得最有效的传播途径是双向交流，而不是单向输出。在教学当中，学生学得最好的时候常常是在课堂讨论的阶段；做学术报告时，给人印象最深的，也往往是在读完论文以后的问答环节。
倪培民，1954年生于上海，先后获复旦大学哲学学士、西方近代哲学硕士学位以及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哲学、儒学、比较哲学、西欧近代哲学、科学哲学、认识论、语言哲学以及伦理学，尤其专注于儒家功夫哲学研究。出版《论孔子》《论里德》《笔墨哲思游》《孔子论语理解—论语的新英文译注》《孔子——人能弘道》《儒家功夫哲学论》等中、英文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