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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结合多年来参与司法改革实践和顶层设计的亲身经历，向在校师生系统介绍了政法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详细讲解了司法改革为什么改、改了什么、怎么改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自2019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京外高校举办。讲座由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主持。
景汉朝首先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这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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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外科邵志敏教授、王中华教授、江一舟教授团队领衔的一项名为“BCTOP-T-A01”的研究成果证实：基于肿瘤医院自主研发的“多基因模型”，针对有“最毒乳腺癌”之称的三阴性乳腺癌，采用蒽环紫杉基础上加用吉西他滨联合顺铂的精准治疗方案，让高危患者生存率显著提升超过10%，改变了传统三阴性乳腺癌辅助化疗“千人一方”的局面。
2015年，邵志敏、江一舟团队基于全转录组表达谱，自主研发构建了由5个RNA组成的三阴性乳腺癌预后预测模型（后简称“多基因模型”），该模型可以准确地把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划分为高危和低危复发风险组。这也是国际首个三阴性乳腺癌预后预测模型。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癌症研究》（Cancer Research），为三阴性乳腺癌的精准化疗提供了理论依据。
根据实验设计，研究团队依据入组患者的多基因模型检测结果，分为高危、低危组。其中，高危组患者按照1:1比例，随机接受强化或标准方案辅助化疗：强化组患者采用4个周期“蒽环紫杉”基础上加用4个周期吉西他滨联合顺铂的精准治疗方案；对照组患者接受4个周期“表阿霉素+环磷酰胺序贯4个周期多西他赛”方案。低危组患者同样接受标准方案化疗。
研究显示，经过中位45个月的随访，高危患者接受强化治疗组3年无病生存率为90.9%，显著优于标准治疗组的80.6%，绝对获益达到了10.3%，显著降低高危患者49%的疾病风险。其中华体汇APP下载手机，强化治疗组的3年无复发生存率（92.6%）也显著高于标准治疗组（83.2%），可以降低高危患者50%的复发风险；此外，低危患者的3年无病生存率（90.1%对比80.6%）、无复发生存率(94.5%对比83.2%)和总生存率(100%对比91.3%)均优于接受相同标准化疗方案的高危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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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姨案”最后一个被拐孩子欧阳佳豪已经找到。 10月25日，“宝贝回家”网站志愿者燕子姐告诉新京报记者，9月23日，她从欧阳佳豪家长那里得知孩子被找到的消息后，更新了网站上的寻亲信息。 据媒体报道，欧阳佳豪是被江西南昌铁路公安局南昌公安处庐山车站派出所一位民警找到的，这位民警还找到了“梅姨案”中另一名被拐儿童钟彬。新京报记者从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获悉，目前，欧阳佳豪被拐一案由增城区分局和广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共同办理。 5年9个同案被拐孩子找回 欧阳佳豪被抱走时，年仅两岁半。当时他正跟随父亲欧阳国旗和母亲，住在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上镜村的出租屋中。 “宝贝回家”网站的寻亲信息中描述，出生于2002年11月9日的欧阳佳豪，脸蛋圆，皮肤白。2005年5月26日，母亲在厨房忙碌时，在门口玩耍的他被住在隔壁的男子抱走。 据燕子姐描述，孩子被拐后，欧阳国旗离开了“伤心地”，从广东回到了湖南老家，靠种田和打零工生活。这些年来，他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儿子。 抱走孩子的男子是张维平，他到案后，欧阳国旗才知道他早有预谋拐卖自己的孩子。 2017年，张维平拐卖儿童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庭审中，张维平曾供述称，其于2003年至2005年间，先后在增城、惠州等地拐卖儿童9名，其拐卖的儿童都是通过一个被称为“梅姨”的女子贩卖，后来此案也被称为“梅姨案”。 张维平落网后，2019年11月，被拐儿童陈前（化名）、杨家鑫被找到；2020年3月，被拐儿童申聪被增城民警找回；2020年7月，被拐儿童朱龙（化名）、邓云峰分别在东莞和河源被找回；2021年9月，被拐儿童李成青被警方寻回；2024年5月，被拐儿童刘朋被找到；2024年9月，被拐儿童钟彬和欧阳佳豪被找到。至此，被张维平拐卖的9名儿童全部被找回。 2021年12月2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张维平作为拐卖儿童的主犯之一，被判处死刑。 但案件中的“梅姨”是否真实存在尚未可知。据媒体报道，增城警方也曾表示，关于“梅姨”的证据仅限于口供，并未发现其他实质性证据。 寻亲志愿者：孩子找到，有喜悦也有失落 作为“宝贝回家”网站的志愿者，燕子姐参与了“梅姨案”中7个孩子的寻找。她说华体汇APP下载手机，所有被拐孩子的找回，要感谢各地公安机关的努力和付出，也离不开寻亲家长的不放弃。 据她回忆，2017年案件一审开庭时，在广州中院门口，她见到了申军良、欧阳国旗等同案被拐孩子的家长，也是在那之后，她跟欧阳国旗建立了联系，帮他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了寻子信息。“宝贝回家”网站上，欧阳佳豪的登记信息。 图源：网站截图 “这些寻亲家长太不容易了。”她说，很多事情不是一句话能概括的。她今年57岁，成为“宝贝回家”寻亲志愿者已有十五年。作为志愿者，他们要核实登记孩子信息、扩散转发寻亲信息，以及帮助采血等。更多时候，他们做的是陪伴和倾听。 她见过很多绝望的时刻：有的家庭历经艰难找到了孩子，但孩子已经去世；有些尚未找到孩子的父母，带着遗憾离开了世界。给她触动最大的寻亲家长是申军良，他背着一个“破包”，上面贴满儿子的照片，在增城一待就是3个月，大街小巷地发寻人启事，常年穿的要么是一件深紫色的长袖，要么是一件粉紫色的短袖，“但那些已经是他最好的衣服。” 见过了他们的不容易，也吸收了很多“负能量”，燕子姐也曾想过退出，但很多家长的坚持，又把她“劝”了回来。 她跟进了400多个寻亲家庭，参与帮助100多个家庭团聚。尤其近几年，她听到的好消息越来越多。 每当有家庭找到孩子，除了喜悦，燕子姐也会觉得失落。“很多家长会跟我说华体汇APP下载手机，‘燕子姐，真好，谁谁的孩子找到了’，下一句就是，‘那我的孩子什么时候找到啊？’我真是觉得心痛和酸楚。” 她说，还有很多寻亲家长依旧奔跑在路上，寻亲家庭也依然需要更多人的关注。 新京报记者 赵敏编辑 彭冲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