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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学共建，“共学”共进。11名参会干部一起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紧抓“第一议题”制度升博app，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领会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同时，紧盯边境村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共同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章——家庭责任篇，为开展边境村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工作找准“金钥匙”，为进一步引领边境村群众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传承好家风“穿针引线”，切实护航边境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之路。
送法普法，“共促”共治。检察干警积极践行检察为民办实事的工作要求，重点针对边境村家庭教育观念薄弱、法治意识欠缺等内容，面向村民开展边境村家庭教育及未成年人保护等相关领域法治宣传活动，倡导“敬老爱幼、家庭和睦”的社会风尚，引导边境村新时代良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同时，通过“摆摊”“叫卖”，提供“量体裁衣”的法治产品，“点对点”接受群众法律咨询，积极回应边境村村民的法治需求，发放法治宣传册40余份。
成长同行，“共爱”共护。检察干警跟随党工委同志走进边境村低年级学生校舍，为边境村同学带去了一场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法治宣讲课。通过引入“我的好朋友叫法律”的小话题，开展反校园欺凌、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等普法宣讲，帮助边境村低年级同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升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法治意识，并为边境村学生送上崭新书包150余个，真正做到以爱助学、筑梦成长。
结对关爱，“共助”共扶。始终牢固树立服务群众意识，增强服务群众本领，积极开展“结对帮扶”工作，检察干警分批前往结对帮扶对象家中，开展“一对一”走访慰问活动，进行“面对面”政策宣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等，并通过深入的谈心谈话，全面了解帮扶对象的思想动态、家庭状况，拉近与帮扶对象之间的距离。同时，用心询问、倾听帮扶对象的生活需求，结合实际情况，做到现场解决及长期跟踪解决，实质性解决帮扶对象的急难愁盼，提升帮扶对象的获得感、幸福感。另外，向26户结对帮扶对象送去大米、食用油、糌粑、蔬菜等价值4400余元的生活物资，切实做到既为帮扶对象送去物质上帮助，也提供精神上慰藉与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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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江汉公安创新模型算法，挖掘关联数据，落实警情研判“精准化”。将历史警情、发案部位、警力部署等要素进行逻辑碰撞升博app，并根据实战需求自动研判重点巡区升博app，实现“情指”对接、精准防控。同时，构建社会面立体“防控网”，探索建立“3+4+5”巡控快反体系，即落实派出所治安巡逻队、社区警务队和警务站等三类常态化巡控力量，组建摩托车巡逻快骑队、140人的现案快侦队、150人的应急处突队和30支群众第一应急处置力量等四支专业队伍，立足汉口火车站、武广商圈、江汉路步行街等“五大快反圈”。江汉路步行街是“五大快反圈”之一，江汉公安采用“点线面”叠加用警的方式，大幅提升了步行街的见警率和应急处突能力。
10月1日，满春派出所副所长叶灿增援到江汉路步行街参加国庆安保工作。在上岗之前，叶灿专门针对步行街上的重点部位和重要时段提前做好了功课，掌握了在金店商业表演时十字路口人流量将变大，晚上9时到10时，步行街地铁站口人流量将变大，因此在带领满春所4名民警和5名辅警上岗时，有针对性地展开工作，坚守岗位、踏实履职，下午3点上岗，晚上11点撤岗，守候8小时未停歇。
“前进所毗邻江汉路步行街，国庆长假期间大量旅客在此住宿落脚、打卡美食，容易遭遇扒窃诈骗等不法侵害。我们全所每日投入三分之二警力全力守护公共安全。”江汉区公安分局前进派出所副所长张耀说道。10月1日，32岁的张耀，在岗位上度过了第8个生日，也收到了分局领导送来的个人三等功奖章证书。从警8年来，张耀一直战斗在派出所刑事侦查岗位，先后三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四次荣获个人嘉奖，以过硬作风、突出成绩，成为一名“90后”派出所副所长。
江汉区交通大队提前研判，科学部署，重点保障江汉路步行街区域交通秩序。自中午12点至夜晚12点，各路口至少安排4名警力坚守岗位，为游客提供服务，保障交通。10月3日18时许，中山大道江汉路路口迎来人流高峰，机动中队副中队长姚斌带领3名队员，灵活分组，依据红绿灯变换，交替有序指挥行人与车辆通行。尽管现场人潮汹涌，但在他们的指挥下，人多而不乱，现场交通秩序井然。此外，大队还配备两名汉警快骑沿线巡逻，应急处突，随时做好为群众服务的准备，全方位护航国庆期间群众出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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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上午，山东淄博一起备受社会关注的敲诈勒索案再审改判无罪。2021年3月，被告人路某某当场捉奸后收妻子情夫约2.5万元“补偿费”，后路某某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刑六个月。历经三年半的曲折，路某某生活、工作均遭到严重打击，如今终获无罪。在引起大众关注的同时，这起案件再次引发了对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敲诈勒索罪的探讨。据刑事律师介绍，近年来，“维权型敲诈勒索案”高发，如果处理不当，被侵权一方有可能遭到侵权者“反将一军”，被诉敲诈勒索，“有理的事也会变成没理的事。”多位刑法学界、业界人士也曾公开表示，司法实践中，敲诈勒索罪存在不当被扩大适用的情况。 那么，维权和犯罪的界限在哪里？如何在主张权利时规避法律风险？律师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一桩错案据司法文书，2021年3月，路某某发现妻子张某和情夫刘某某在淄博一家酒店房间内偷情。他用手机拍摄了两人在床上的裸体视频，并对二人拳打脚踢，当日，路某某收取了妻子情夫“补偿款”约2.5万元。事发一周后，情夫报警，路某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刑事拘留。路某某被羁押期间，其家人退赔刘某某损失并取得谅解。 2021年11月、2022年3月，该案两审判决路某某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路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向他人索要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路某某服刑期满后，持续进行申诉。2022年12月，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路某某的申诉，路某某继续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申诉。 2023年6月，山东高院认为，原判决、原裁定部分事实不清楚，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决定由淄博中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再审。今年1月16日，该案在淄博中院开庭再审。 10月8日，淄博中院出具的再审判决书显示，刘某某明知路某某之妻张某已经结婚，仍与张某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行为违背公序良俗、伦理道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该案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刘某某为弥补过错，主动提出给予路某某补偿，路某某在二人协商过程中虽有言语施压，但经二人多次协商后最终接受涉案数额款项，并非出于非法占有刘某某财物的目的，其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原审裁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虽然历经三轮审判后路某某最终被宣告无罪，但他早已服完刑期，其父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案发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儿子的生活、工作等各方面都受到了沉重打击，他们将申请国家赔偿。 “维权型敲诈勒索案”高发路某某一案让敲诈勒索罪再次进入公共视野。上一次敲诈勒索罪引发舆论热议，是陈某琳敲诈勒索演员吴某某5100万元（其中3700万元未遂）一案，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以及华为前员工李洪元离职后被起诉敲诈勒索，被羁押251天后因不符合起诉条件免于起诉。 北京华象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校逢介绍，近年来“维权型敲诈勒索案”高发，常见情形包括情侣分手女方索要“青春损失费”、员工离职向企业讨薪、消费者因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向商家索赔等。当事双方在侵权与索赔的民事纠纷中协商不成，或口头达成赔偿约定后，侵权一方反悔，称自己被对方威胁恐吓，选择报警，继而案发。 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升博app，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庄绪龙解释，构成敲诈勒索罪要同时符合主客观两个要件：客观上，行为人必须采取要挟、威胁或恐吓行为使他人产生恐惧心理、交付财物；主观上，行为人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刑法》对于敲诈勒索的规定很简单，这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判断是否构罪变得很疑难。”刘校逢表示，难点在于界定什么是威胁、恐吓，以及与维权行为的界限在哪里。 “如果行为人有正当的权利基础，并采取法律允许的方式维权，就不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刘校逢告诉新京报记者，比如升博app，路某某因为婚姻被他人破坏收取补偿款、员工离职向企业讨薪、消费者因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向商家索赔，上述情况都是在行使正当的权利，不应构成敲诈勒索罪。但如果行为人在维权时采取了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非法手段，有可能会构成其他犯罪。 2013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二款规定，被害人对敲诈勒索的发生存在过错的，根据被害人过错程度和案件其他情况，可以对行为人酌情从宽处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庄绪龙认为，路某某一案中，被害人明知张某已婚，仍与其发生不正当关系，显然对路某某造成精神损害，在理论上可以评价为对路某某负有“道德过错”，即便路某某以此为由通过所谓“胁迫”方式主张索赔，也与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要素存在本质差异，不应构成犯罪。 为了能在主张权利的同时尽量规避法律风险，刘校逢建议，维权时应全程录音录像升博app，留存客观证据；最好在有与事件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调解或谈判，比如社区或街道工作人员；双方经过协商达成结果后，形成书面文件，双方签字，如有第三方也要签字为证。 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编辑 彭冲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