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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省检察院信访处更名为控申处。名称变了，但“窗口”作用并没有变。那个年代很难打上电话，更没有网络，群众反映问题要么来信、要么来访。尤其是一些“老大难”问题，老百姓更想面对面地反映情况。吴春莲和同事到基层检察院调研指导时，不少地方都提出了一个困扰：控申部门没有专门接待群众来访的地方。在当时，检察院连办公用房都很紧张，不少基层院都没有专门的接待室。

199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评比，为接待室硬件建设送来了春风。在省检察院的积极推动下，一些过去没有接待室的检察院，想方设法设立了专用接待室。吴春莲记得，一些条件好的检察院，还给接待室配备了沙发，改善了接待条件。而接待室里的家具，除了桌椅，茶杯、热水壶是必不能少的，“群众来上访，给他们泡上一杯热茶，传递的是检察人员的关心和司法的温暖。”

当年8月，省检察院提出了包括推行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改革在内的12项具体机制措施。11月，省检察院进一步制定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十八条意见”，构建起了严防冤假错案的工作体系，“以客观性证据审查为例，它要求检察办案要以书证、物证等客观性证据为核心，对于只有口供、客观性证据不到位的案件，不予批捕起诉，坚决守好防范冤假错案的法律底线。”

监督和纠正冤假错案，考验的是司法机关的勇气和决心。2013年至2018年的5年间，浙江省检察机关除监督纠正“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萧山5青年抢劫杀人案”外，还依法对“陈满故意杀人案”“丁国勤故意杀人案”等5起重大冤错命案提出改判无罪的监督意见，使冤错命案得到纠正。浙江在全国率先探索的以客观性证据为核心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工作模式，也被司法实务部门和法学界高度评价，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推广。

“时代在变、名称在变，但控申检察作为检察机关的‘窗口’、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没变，检察为民的初心更没有变。”回顾控申检察的发展，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孙颖感慨，这份工作，需要司法为民的温度，也更需要法治担当的力度。司法的温度，是对待群众要将心比心，把群众的事情放在心上、把群众的困难解决好、把老百姓的利益保障好。而法治的力度，则是要做好反向审视，通过办理案件，审查原案办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依法促进相关问题纠正、规范、完善。比如，对群众信访，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9年建立了“7日内程序回复、3个月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制度。

2020年12月1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结合多年来参与司法改革实践和顶层设计的亲身经历，向在校师生系统介绍了政法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详细讲解了司法改革为什么改、改了什么、怎么改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自2019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京外高校举办。讲座由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主持。

景汉朝首先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这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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