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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智能安全评价体系由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和清华大学联合发布。招商车研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曹飞介绍，自动驾驶汽车正逐步迈向大规模量产，而自动驾驶技术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事故，受到行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此次发布的汽车智能安全评价体系具有“多天候、多要素、多工况、高覆盖”这四大特点，基于功能运行流程逻辑，分出4大层次，共7个测评维度，有50余项考评重点。该评价体系预计2025年上半年发布首批测评结果，为自动驾驶汽车产品开发及迭代导入深度安全测评体系，加快我国高级别自动驾驶汽车产业化落地进程。
汽车智能驾舱评价体系由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西部创源智行科技(重庆)有限公司、西部科学城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重庆)有限公司联合发布。该评价体系的研究价值在于推动测评标准化和规范化，引导技术进步与创新，提升用户体验。具体来说，通过制定统一的测试评价规程，为智能驾舱的设计、开发和测试提供一套标准化的流程和方法，有助于提升整个行业的规范化水平。规程注重自然交互、高阶智驾、车云融合和多维安全等方面，旨在提升用户体验，帮助消费者更好地理解和选择智能驾舱产品。该评价体系设计了4个一级指标，共200余项测试参数。其有多方面亮点，如实现AI大模型自动化测评，引入了车路云一体化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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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红瑞：“枫桥经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智慧、东方经验，是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方法在基层治理中的体现。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1963年11月20日，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此后，“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闫红瑞：我是1982年在法院参加工作，1985年到1996年任晋城市原郊区人民法院大东沟法庭庭长，同时负责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的指导工作，法庭每年审理近200件案件。初到大东沟法庭时，硬件设施落后，可以说是大雨大漏，小雨小漏，不下雨时阴暗潮湿，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办案、调解，大家的干劲都很足。90年代加强人民法庭建设，硬件设施得到很大改善，审判庭、调解室、办公区等一应俱全。
那些年，我们携卷下乡，走村串户，深入农村一线，将司法服务触角延伸至最基层，与村调解委员会直接对接，逐村排查纠纷，构建起一张覆盖广泛、反应迅速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网络，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就近化解。同时，探索出“群众+调解干部+法官”相结合的调解方法，让群众敢“发声”、会“发声”，运用群众自己的力量解决纠纷。
我记得下村镇河东村发生了一起相邻排水纠纷，地势较高的前院排水不通，导致后墙潮湿发霉，墙面岌岌可危，影响到了后院建筑设施安全。因为涉及到施工费用，两家互不相让。发生纠纷后，法官、调解员、村调委会成员召集相邻的村民、当事人、村干部同时在场，实地勘察，了解案情。最后由村委会牵头，当场作出施工安排，及时解决了村民的排水纠纷。
闫红瑞：2017年退休后，出于对群众工作的一种特殊情怀，我又担任了7年的专职人民调解员，经常遇到的纠纷有关婚姻家庭、相邻纠纷较多，其次是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等。我主要负责婚姻家庭纠纷，这几年大概调解了数百件婚姻家庭类纠纷。回想起来，每一个当事人，我都把他们当作家人，每一个案子，我都当作自己的家事去办，我认为，这种将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的工作态度，也是“枫桥经验”的运用。
创建初期，我们先从试点起步，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区或法庭先行先试。2018年，泽州法院在川底法庭试点成立了“和事佬”调解室，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从2018年到2021年，川底法庭“和事佬”调解室诉前调解各类纠纷452件。如今，这些成功经验被复制推广，泽州法院成立了多处“和事佬”调解室，将司法触角延伸到镇街、村社等社会治理末端，将矛盾纠纷预防在苗头、化解在基层。
王建国：印象深刻的案例太多了，有一个“老信访”变身“和事佬”的案子。川底镇的焦某曾经是一名“老上访户”，当地党委多次和法官、“和事佬”到焦某家里协商，对其生活进行救助，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最终，在法官、“和事佬”的用心调解和帮扶下，焦某与对方达成了和解。案结事了后，焦某主动要求加入调解员队伍“现身说法”，积极参与化解信访案件。
还有的当事人“输”了官司却给法庭送来锦旗，申某是一起离婚案件的当事人，法官、“和事佬”从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角度进行了四、五个小时的调解，将抚养费、探视权、财产归属等问题都做了妥善处理。申某被打动了，给法庭送了一面印有“公正司法、清正廉洁”的锦旗，他说“虽然调解协议没有达到我的预期，但看着你们为了这个事没日没夜加班加点，我心服口服！”
王建国：是的，沁水县是人民作家赵树理的故乡，沁水法院深入挖掘赵树理调解文化理念，通过阅读文集、走进故居、调研感悟ag捕鱼登录入口，发现赵树理善做群众工作、始终站在群众立场。他在《抗日根据地的打官司》一文中写道“一星期完了案，地界断清，总共没有花够六角钱。”充分体现了根据地公正、效率、便民的司法理念，与当前“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
沁水法院从赵树理文学作品《三里湾》中提炼出“常有理”“惹不起”“铁算盘”“能不够”“小反倒”“糊涂涂”6个典型人物，提炼出“先看戏、后说事；先算账、后了事；先放气、后说理；先把脉、后治病；先戴帽、后和好”的“赵树理调解工作法”，针对不同类型纠纷灵活运用，结合不同的当事人因案施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近三年，沁水法院调解各类纠纷3300余件。
王建国：沁水法院立足预防、立足调解、立足法治、立足基层，在乡镇党委领导下，人民法庭、派出所、司法所推动建立“三长会商”联动机制，具体包括矛盾纠纷流转衔接、联合化解、业务培训等“六项机制”。同时，构建工会、妇联、网格员、村干部等共同参与的“3+N”联防联动联调格局，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将矛盾纠纷止于未发、化于无形。
“三长会商”联动机制在促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多元化解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来讲一个例子。端氏法庭在处理案情复杂且涉及多方的一起坟茔迁移案时，启动“三长会商”机制，派出所民警现场维护秩序，司法所在尊重当地丧葬习俗的前提下，先行调解迁坟选址、日期等矛盾，法庭重点对赔偿标准、赔偿对象、赔偿方式等组织各方协商，在多方联动下，这起纠纷在6个小时内成功化解。
张沁萍：“枫桥经验”在不同时期不断演进，每个时期都有新的内涵，体现了与时俱进。我认为其核心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是“枫桥经验”的不变灵魂、根本保证ag捕鱼登录入口，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二是坚持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ag捕鱼登录入口，通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三是源头预防为主，建立预警机制，早发现、早化解，以防为主，多元共治，强调矛盾纠纷就地实质化解。四是服务为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积极回应群众关切ag捕鱼登录入口，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晋城法院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作为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根本，联合公安、检察、司法等多家单位，制定了《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实施方案及任务分解》，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运行，实现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多元化解。同时，利用科技手段推进“共享法庭”建设，不增编、不建房、快落实、广覆盖ag捕鱼登录入口，以“一根网线、一块屏”为标准配置，将司法触角延伸到镇街、村社，真正让人民群众“不跑一次、不跑一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诉讼服务。
张沁萍：是的，新时代“枫桥经验”以群众路线为一以贯之的灵魂，数字科技在社会治理中展现出了独特的创造性和优越性。晋城法院着力打造智慧一站式、立体化、综合性诉讼服务中心，利用互联网技术推行网上立案，当事人只需在网上提交符合要求的材料，即可直接登记立案，实现了立案工作“零跑腿”，今年以来，晋城两级法院网上立案10851件。目前，全市22个法庭正在全面推行立审执一体化，“一条龙”落实法律咨询、立案登记、案件调解、审判执行等司法服务，“一揽子”解决群众司法需求ag捕鱼登录入口，构建起“全覆盖、全功能”的基层司法服务网络。
我们搭建了“胜诉即退费”数字系统，减少退费材料、简化退费流程、改革文书模板，打通审判管理系统、诉讼费管理系统、执行系统，实现诉讼费“主动退、线上退、快速退”。积极推行“当事人一件事改革”，两级法院全面开通“院长热线”，诉讼服务窗口推出“带班帮办”制度，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面对面接受群众咨询，提供兜底服务，推动“办不成”变为“办得成”，“办不了”变为“办得好”。
张沁萍：晋城法院立足司法审判职能，积极融入党委领导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与有关部门形成工作合力，展现了各自独特的创新实践。比如，高平法院与当地街道办事处成立“法治社区共建点”，陵川法院构建了“网格吹哨、调解报到、法官指导、接诉即办”的纠纷预警化解格局ag捕鱼登录入口，阳城法院返聘退休法官创立“夕阳红”调解室。晋城中院各党支部由员额法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进企业、入乡镇，与各村居、企业结对，提供法律咨询、业务指导、纠纷化解等多元司法服务，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以晋城市城区法院为例，2022年8月，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指导下，政法委统筹协调，建成了市域社会治理中心，整合人民调解、诉前调解、信访接待、法律援助、行政复议等19家单位入驻，由法官、调解员等组成“调解人才资源池”，对群众合法合理诉求“一站式”解决。同时，城区法院与26家行政及行业调解组织、72名调解员对接，充分利用“智慧司法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解决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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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尽管西方对中国的认知问题正在被深入讨论，但误解却屡次出现。首先，在改革开放之前，西方认为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并将其自动归入东欧集团，这本身就是错误的。西方的第一个误解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无法创造财富。这个结论来自于对苏联、中东欧国家和东德等许多例子的认知。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证明了这一看法是错的。
第三个阶段大约在21世纪初期，一个关键时间点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此后，西方开始相信，虽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在经济上表现出色，成为一个重要市场和“世界工厂”。西方试图指导中国按照他们喜欢的规则行事，但却逐渐意识到，中国已足够强大、重要且自信，倾向于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从上海合作组织到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其他重大努力，都再一次证明了西方的误判。
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回归，这一现象在德中双方都有所体现。在德国及西方，意识形态化愈发严重，尤其是在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政策讨论中，最终常陷入没有对话余地的境地。外交政策高度意识形态化，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在维利·勃兰特和赫尔穆特·施密特等领导时期，德国也曾重视价值观，但仍能与持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展开对话并达成妥协。
当前，德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政治讨论和经济讨论的分裂。在政治领域，有人强调德国对中国的依赖，主张降低风险，推行“去风险”战略；而在经济领域，一些大企业的负责人则指出，中国市场占据了全球市场的一半，他们将继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许多企业早就意识到，中国已成为技术领导者，并因此与中国开展合作。因此，当政治家在警惕德国对中国的依赖时，企业家则表示：“我们想要参与全球最大的市场，因为不参与的人将在全球失去竞争力。”这种紧张关系迟早得解决，希望最终的结果是有利于企业的思维方式。
桑德施奈德：正如之前提到的，欧洲各国在对华政策上存在不同立场。例如，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寄希望于中国的投资，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他因此采取了更加务实且友好的立场。而波罗的海国家则对中国持批评态度，因为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态度讨好美国，毕竟他们依赖美国的保护。北欧国家传统上对中国的立场也偏向于批评态度。
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当然，地理位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关系的发展。例如，在杜伊斯堡，由于杜伊斯堡港与中国的铁路连接，并因此创造了数千个工作岗位，当地人对中国抱有很大的兴趣；在大众汽车总部所在地沃尔夫斯堡，因大众在中国市场的成功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也改变了当地对德中关系的看法。然而，在其他城市，许多人可能对德国与中国贸易的益处不甚了解，进而导致立场不同。
桑德施奈德：人文交流在增进欧洲与中国关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据我的经验，总体而言，中国人对德国和欧洲的了解比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更多。比如，在中国，包括政府内部，有许多人会说德语。而在德国，会中文的人却很少，能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人更少。中文在德国的学校教育中普及率也很低，而语言是交流的起点。双方对彼此的了解越多，就越能避免误解。因此，理解对方的历史至关重要。
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Prof. Dr. Eberhard Sandschneider)，德国著名国际问题研究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曾任德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所所长、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和社会科学系主任、德国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咨询委员。现为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柏林全球顾问”咨询公司合伙人。桑德施奈德教授的研究重点包括德国外交政策、跨大西洋关系以及亚太地区政治，特别关注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他在这些领域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和学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