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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区检察院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紧紧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布局奥博APP，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构建符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向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律的“专业化法律监督+社会化综合治理+恢复性司法实践+惩罚性损害赔偿”四位一体的立体化多元化生态检察新模式，不断探索检察公益诉讼助力生态环境保护的创新实践。
2019年3月，新区检察院在履行公益监督职责中发现，含有大量油污的废水被排入秦王川国家湿地公园，导致水质恶化并伴有异味奥博APP，严重污染湿地生态环境。检察机关向相关单位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切实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经排查整治，补给秦王川国家湿地公园新鲜水30万立方米，恢复湿地公园水域面积3600余亩。同时，开展水质监测工作，建设湿地公园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对湿地公园水质情况的实时监控和水质异常预警，保护了湿地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维护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新区检察院持续推动生态环境司法改革创新，积极推进建立符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向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律的生态检察新机制。在生态资源遭受侵害时，充分发挥司法、执法合力，积极引导违法主体主动修复生态环境。对于已经发生的公益侵害问题，在提起公益诉讼的同时奥博APP，探索建立“碳汇林业（湿地）+生态司法”机制，最大限度降低因生态破坏而造成的损失。这一机制，成就了兰州新区南部一片5000多亩的“生态公益林”。
2014年5月至2017年4月奥博APP，薛某某伙同杨某某等人在兰州新区境内以施工为名非法采砂卖砂，造成国家矿产资源损失，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新区检察院利用无人机航拍技术、GPS定位设备、激光测距等，结合卫星遥感影像比对奥博APP，查明了被采挖区域的面积、砂坑深度等关键证据。2020年2月6日，新区检察院向新区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薛某某等人赔偿国家矿产资源损失和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共计2.12亿余元。
在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中，新区检察院创新“技术+业务”工作协同机制，由检察长主导，检察官、检察官助理、书记员和法警力量参与，通过无人机、定位仪、水质检测仪、土壤监测仪、现场勘测检察等技术手段，行走于新区的山山水水，或日常巡查，或调查取证，既提高了调查取证的效率，也成就了一个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美好的兰州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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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认真落实国家关于法治副校长工作部署要求，聚焦组织领导、选优配强、培训教育及履职效果，有效解决了法治副校长工作“谁来管”“怎么管”“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以持续深化法治副校长工作为重要发力点，着力推动构建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新格局。
2022年12月，教育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同意，制定颁布《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对法治副校长制度作出系统规范。贵州结合实际及时修订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并制定《贵州省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工作指引》《贵州省学校法治副校长管理办法》等系列配套文件，着力推进法治副校长工作有力有效开展。
为此，贵州省委政法委、省委依法治省办、省教育厅牵头建立贵州省法治副校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加大工作统筹力度，多次召开联席会议研究推动有关工作，并开展专题调研。4月28日奥博APP，贵州省委依法治省办会同多家部门制定印发《关于法治副校长作用发挥的若干措施》，进一步明确政法单位、教育行政部门、各类学校以及法治副校长的职责，省直政法单位也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完善本单位本系统相关规定，让法治副校长工作真正从单方统筹变为多方发力。
与此同时，贵州对法治副校长的选配工作也提出更高要求，将法治副校长选派、管理及履职情况纳入平安贵州、法治贵州建设等考评指标，今年全省进行重新选聘，各级政法机关根据教育部门提出的需求，统筹政法单位严格对照条件择优选派，更加注重政法干警实践经历，要求必须从事政法工作3年以上。结合贵州实际情况，着力配齐配强农村偏远地区、留守儿童聚集区、城郊接合部中小学校和专门学校的法治副校长，确保人员力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例如，毕节市由市级政法单位班子成员牵头，抽调230名优质法治副校长向偏远学校倾斜，补足基层力量不足、作用发挥不够问题。
截至8月15日，贵州省8793所中小学共聘任法治副校长13387名，平均每所中小学配备1.5名，有的学校还实现多名法治副校长组团开展工作。其中，铜仁市为155所城区中学同时配备男女两名法治副校长。遵义市赤水市则推行由1名乡科级干部、3名校外法治辅导员、1名学校联络员组建法治副校长团队。六盘水市明确5个“1+N”创新举措，以专业力量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而校园安全稳定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法治副校长工作的逐步完善，我们希望能够将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视与决心，传递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角落，让未成年学生在遭遇困境时，敢于寻求帮助、善于寻求帮助，为未成年学生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杨天仪说。
经过走访调查奥博APP，厘清案件缘由，朱元欢立即会同辖区民警剖析争执原因，向学生讲述行为危害性奥博APP，及时纠偏。并了解学生购烟渠道，主动联系烟草专卖局整治学校周边烟草销售。同时，与该校分管副校长针对涉案学生制定个性化教育方案，将定期监督、贴身帮教、长期跟进做到实处。最终，不仅学生重回正轨，该案延伸的潜在危害也得以排除。
在履职过程中，“法治副校长不是简单地上一堂法治教育课”已成为贵州各校法治副校长的共识。法治副校长利用专业优势，下沉到学校参与校园法治建设，主动“穿针引线”参与矛盾纠纷化解、预防校园欺凌发生等难点痛点问题。在“法育”的同时贯穿“德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不断创新履职形式，在学校创设“专题报告会”“模拟法庭”“家校共育”等活动，对教职工、学生及家长等开展法治教育，形成良好的家校社互动，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培根固基。
各地更是亮点纷呈。贵阳市南明区、白云区等地按照党建引领，扎实开展“法治副校长同上一堂课”活动，强化未成年人保护，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黔东南州台江县开展“普法潮玩集市”青少年法治趣味活动奥博APP，引导学生沉浸式学法。贵定县中小学生来到贵州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接受警示教育。六盘水市钟山区聚焦校园及周边涉未成年人矛盾纠纷，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强力保障。
“孩子的事不仅是家事，更是整个社会的事。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和司法保护相互融合、协同发力，营造全社会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氛围，并最终形成各方齐抓共管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的强大合力。”贵州省委依法治省办专职副主任、省司法厅副厅长李兵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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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西省景德镇市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致一家三口死亡，其中还包括一名刚满一岁的婴儿，此事引发广泛关注。经勘察、检验鉴定奥博APP，司机廖某排除酒驾毒驾嫌疑，负事故全部责任，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刑事拘留。记者联系到一名死者家属，其称遇难的三人系家中的独子、儿媳以及孙子。该家属告诉记者，他们的诉求就是从严处理。据悉，廖某是要求和一名女性复合，但遭到拒绝，随后故意开快车泄愤。
有网友怀疑和担忧，报道中的肇事行为如果仅以交通肇事罪论处，是否有放纵恶行，诱导类似犯罪的嫌疑。据报道，当地公安部门以交通肇事罪刑拘了行为人，但这并不代表行为人只会被追究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随着公安部门的深入调查，如果有证据证实行为人系故意开车泄愤撞人，则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高可判处死刑。
可以说，这也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焦点之一。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一般的交通肇事行为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2人以上死亡或者5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或者肇事后逃逸的，处三年至七年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奥博APP，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就以报道提及的事件为例，按照交通肇事罪论处的话，最高只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显然既难以抚平被害人亲属的伤痛奥博APP，也难以安抚公众的愤慨。
之所以法律层面对交通肇事行为量刑较轻，主要在于交通肇事系过失行为，行为人没有追求社会危害后果的主观故意和恶意，基本上都是因为在驾车过程中疏忽大意才导致事故发生。如果量刑较重的话，将导致很多人不敢轻易开车上路，也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和大量问题。且该罪名自确立以来，对普通交通肇事行为如此定罪量刑，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算得上是较为常见的罪名和成熟的裁判思路。
然而，对于“狂飙”式驾车并肇祸行为，仍然以当前的交通肇事罪论处显然难言妥当。而且，对“狂飙”驾车肇祸行为从严惩处有相应的理论支撑。要知道，当车辆驾驶人具有严重超速、逆行、闯红灯、醉驾情节的，很难说行为人此时没有危害不特定多数人安全的故意，至少对可能伤害他人的生命安全持放任心态。譬如，红灯停、绿灯行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当一方道路处于红灯时，另一方道路则是大量车辆和行人通行的绿灯时段，此时，很难说驾车闯红灯者对绿灯通行者的生命安全依然持过失的侵害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