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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专项行动开展三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4936件8593人，起诉18566件35015人。其中，批准逮捕危害食用农产品安全犯罪案件751件1530人，起诉1991件4545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共计16070件，其中涉及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的11个品种的食用农产品案件共计1429件。同时，“两高”进一步修订完善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为依法打击此类犯罪提供规范依据。
案例共4件，分别是：孙某结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顾某国非法经营，潘某栋等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李某钦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陈某辉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这批案例聚焦老百姓关注度高、社会危害大的食用农产品安全问题，彰显司法机关依法严惩危害食用农产品安全犯罪的坚决态度，体现其参与食用农产品安全综合治理的良好成效。
2018年至2021年3月，被告人孙某结在某农产品批发市场摊位销售银鱼。为使其所销售的银鱼能够在常温下存放更长时间，孙某结在明知工业用甲醛对人体有毒、有害的情况下，使用工业用甲醛溶液浸泡银鱼，并将泡好的银鱼销售给江苏省昆山市等地商贩，销售金额共计129万余元。2020年以来，孙某结雇用被告人刘某军来其摊位帮忙，从事使用工业用甲醛溶液浸泡银鱼等工作，刘某军参与销售金额共计67万余元。经昆山市食品质量检测中心检验，孙某结销售的银鱼中均检出工业用甲醛成分。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检察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被告人孙某结、刘某军提起公诉。昆山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孙某结、刘某军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二人销售金额分别达129万余元和67万余元，均属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应依法惩处。在共同犯罪中，孙某结系主犯，刘某军系从犯，对刘某军可依法减轻处罚。二被告人均认罪认罚，依法可从宽处理。据此，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孙某结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判处被告人刘某军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本案所涉工业用甲醛被列入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属于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人体长期处于甲醛浓度较高的环境中，可能出现头晕、头痛、流泪、恶心呕吐等症状，严重的可能导致白血病。35%-40%的甲醛水溶液即人们所熟知的福尔马林溶液。福尔马林溶液具有防腐、消毒和漂白的功能，在医学上被用于外科器械、手套、污染物的消毒，也被用作保存解剖标本的防腐剂。不法分子正是利用甲醛水溶液的防腐特点，使用甲醛水溶液浸泡水产品，以达到防腐保鲜的效果。较高浓度工业用甲醛溶液浸泡的水产品一般会有刺激性气味，表面坚硬，缺少光泽，口感生涩，缺少鲜味，广大消费者可以通过观察外观、嗅闻气味、触摸质地等方式进行识别，避免购买或食用工业用甲醛溶液浸泡过的有毒、有害水产品。
2018年5月至2022年7月，被告人顾某国购入未经检验、检疫的生猪，并违反国家规定，在家中私设屠宰场非法从事生猪屠宰、销售活动，非法经营数额102万余元，违法所得数额9万余元。其中，2022年7月5日至6日，顾某国分两次将非法屠宰的两头生猪销售给被告人潘某栋，销售金额共计7480元。潘某栋将从顾某国处购买的猪肉部分销售给被告人李某卫，部分面向社会销售，销售金额共计7820.44元。李某卫将从潘某栋处购买的猪肉在其门市进行销售，销售金额共计2065元。经河北省食品检验研究院等部门检验，从顾某国、潘某栋、李某卫处查获的猪肉中均检出沙丁胺醇成分。
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检察院分别以非法经营罪、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被告人顾某国、潘某栋、李某卫提起公诉，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泊头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顾某国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私设屠宰场，非法从事生猪屠宰、销售经营活动，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告人潘某栋、李某卫明知是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而销售，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三被告人均有自首情节并登报道歉，潘某栋、李某卫还支付惩罚性赔偿金，可以从轻处罚。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已经法院调解结案。据此，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告人顾某国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潘某栋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处被告人李某卫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禁止潘某栋、李某卫在缓刑期间从事猪肉销售活动。
沙丁胺醇是“瘦肉精”的一种。农业农村部于2019年12月发布的第250号公告《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列出的“β-兴奋剂类及其盐、脂”，就是指“瘦肉精”类物质。涉“瘦肉精”犯罪屡禁不止，一方面是因为养殖户法治观念薄弱，为逐利铤而走险，另一方面也与畜禽非法屠宰、销售脱离监管密切相关。本案就是一起不法分子私设屠宰场非法屠宰并销售未经检验、检疫的生猪，导致含有“瘦肉精”的猪肉流向市场的典型案件。司法机关不仅对销售含“瘦肉精”猪肉的潘某栋、李某卫定罪处罚，还以非法经营罪对非法屠宰和销售未经检验、检疫的生猪的顾某国定罪处罚，有效打击了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的源头。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潘某栋、李某卫长期从事猪肉经营活动，不依法履行食品安全保障义务，从私人屠宰点违法购买无检验检疫合格证明的猪肉对外销售牟利，致使含有“瘦肉精”的猪肉流入市场，依法认定该二人具有主观明知。本案也提醒广大消费者，要从正规的市场和途径购买畜禽肉类及其制品，还要注意查验相关肉类是否有检验、检疫合格标识。
被告人李某钦在某家禽养殖场养殖三黄鸡。2021年8月6日至10月18日，李某钦给三黄鸡每日喂食某品牌中期配合饲料861（该饲料含有抗球虫药物尼卡巴嗪）。同年10月11日至17日，李某钦未执行饲料标签上明示的休药期5日的规定，分6次向某禽业专业合作社销售尚在用药期的三黄鸡9700羽，净重11592千克，销售金额共计15万余元。温州市农业农村局对上述养殖场内的三黄鸡进行检验，其中尼卡巴嗪残留量为686μg/kg，超过GB31650-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规定的尼卡巴嗪200μg/kg的最大残留量标准，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被告人李某钦提起公诉。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AG恒丰游戏，认定被告人李某钦生产、销售兽药残留超标的食用农产品，销售金额15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李某钦具有自首情节，认罪认罚，对其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被告人李某钦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
为防治鸡球虫病，兽药尼卡巴嗪被允许在商品饲料中添加使用。李某钦在饲养、销售三黄鸡过程中，没有执行饲料说明书上关于兽药尼卡巴嗪休药期的规定，将尚在用药期的三黄鸡予以出栏销售，导致流入市场的三黄鸡中兽药尼卡巴嗪残留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根据刑法相关规定，依法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三黄鸡是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禽类农产品，禽类养殖业的从业人员应当严守底线，尽到科学谨慎饲养的注意义务，确保食用农产品安全。司法机关在依法精准打击犯罪的同时，建议相关行政部门对市场端开展兽药残留排查行动，推动相关行政部门将尼卡巴嗪等兽药纳入禽畜类农产品日常检验范畴、对生产端开展养殖户走访、加强用药知识培训指导，形成保障食用农产品安全的合力，牢牢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022年1月，上海市公安机关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清查整治专项行动，查获被告人陈某辉等28名经营小黄鱼的个体工商户。经查，陈某辉等28名个体工商户为提升小黄鱼外观鲜度、增加销量，明知“黄粉”被禁止在食品中添加，仍使用“黄粉”溶液将小黄鱼浸泡染色后对外销售。市场监管部门在陈某辉店铺查获染色小黄鱼54.41千克，在其他涉案人员处查获染色小黄鱼115.167千克、“黄粉”744克、“黄粉”溶液15桶。经检验机构检验，上述小黄鱼、“黄粉”、“黄粉”溶液中均检出国家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碱性橙Ⅱ成分。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先后对被告人陈某辉等11人提起公诉。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另外17人作不起诉处理。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陈某辉等人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各被告人分别具有自首、坦白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据此，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陈某辉等11名被告人一年至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适用缓刑，并处人民币四千元至一千元不等罚金。同时，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以及诉前磋商的方式，要求上述11名被告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均已履行到位。
小黄鱼肉质鲜嫩、营养丰富，是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的水产品。一些不法商贩为了提升小黄鱼的外观新鲜度，在生产、销售过程中非法添加含有碱性橙Ⅱ成分的物质。碱性橙Ⅱ是一种工业染料，而非食用色素，过量摄入或皮肤接触会导致急性、慢性中毒，已被列入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属于国家禁止添加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在小黄鱼中非法添加碱性橙Ⅱ并销售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件办理中，司法机关依托行刑衔接机制，及时建议行政主管部门移送犯罪线索，全链条溯源追查“黄粉”原料提供者和其他染色小黄鱼销售者。同时，对犯罪情节轻微、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涉案人员反向移送，建议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形成打击闭环。司法机关还积极促推综合治理，督促农贸市场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及时与经营户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AG恒丰游戏，设置群众举报、维权联络点，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同时AG恒丰游戏，充分运用法庭教育和法治节目开展警示教育和普法宣传，引导食品经营者知法守法，严格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并提醒广大消费者通过观察鱼腹、鱼唇颜色或用纸巾擦拭黄鱼表面等方式辨别染色小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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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月子中心变更履行场地”合同纠纷的典型案例：赵某与某月子中心签订母婴护理服务协议，约定在其王府井旗舰店提供月子期间母婴护理服务，但后期被告知只能在丰台一酒店履行护理服务，双方协商退款后，涉案月子中心未能依约退款，赵某随即上诉，法院最终判决月子中心全额返还赵某108600元服务费。 月子中心单方更改服务场地被诉 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赵某诉称自己与某月子中心签订母婴护理服务协议，约定由月子中心在其王府井旗舰店提供月子期间母婴护理服务，合同期限为待产家属生产后需月子服务之日起97天，合同总价108600元。赵某于协议签订当日支付定金2000元，后来依约支付余款106600元。刘某在月子中心进行实地营销服务，合同签约过程由刘某代表月子中心全程参与，并参与后续服务沟通。后赵某联系刘某要求月子中心履行合同，被刘某告知合同只能在丰台区某一酒店履行。因赵某家属临近生产，无法确认新地址实际居住情况，且合同签订过程中未出现该地选项，经过沟通后，赵某与刘某达成一致：在赵某与月子中心的合同服务期限内，由于月子中心单方变更服务履行地点，导致不能履行合同，月子中心将在2022年12月16日前将已支付合同款无条件退还赵某。赵某于2022年11月、12月以及2023年1月向月子中心、刘某多次追索，仍未收到款项。故赵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月子中心退还合同款108600元（含2000元定金）；2.月子中心双倍返还定金；3.刘某就上述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涉案月子中心辩称，仅同意返还已收取的款项共计108600元；第二项诉讼请求不认可AG恒丰游戏，2000元不是定金，只能原额返还，不同意双倍返还。刘某辩称，是公司收款行为，亦是公司行为，与个人无关，故不同意承担连带责任。法院判决月子中心全额退款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赵某与月子中心之间签订的服务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现赵某主张月子中心未按约提供服务，导致己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要求月子中心退还合同款108600元，月子中心对此予以认可，法院亦不持异议。关于月子中心是否应当双倍返还定金一项。赵某主张2000元系定金性质，现月子中心违约故应双倍返还，月子中心则认为2000元系合同款总金额一部分，不同意双倍返还。对此，法院认为，一方面，从案涉服务合同条款来看，合同中“甲方签约当日支付百分之五定金，即人民币2000元”被修改为“甲方签约当日支付订金，即人民币2000元”，另，服务合同“六、关于合同续约、退费及解约”条款涉及定金字样内容约定，该部分条款亦被删除。虽上述修改及删除操作系月子中心进行，但赵某并未提出明确书面异议且其实际签署合同予以确认，故应认定上述修改删除内容生效并对赵某及月子中心均产生约束力。另一方面，赵某转款2000元时亦备注“订金”，虽其称转账时没有概念，但该说法并不具备合理性及依据，且月子中心出具的收据亦明确载明“订金”。综上，赵某并未提交充足有效证据证明其于2022年4月1日转款的2000元系定金性质，故法院对于赵某要求月子中心双倍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刘某是否应就月子中心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项。法院认为，综合服务合同的签订、服务费款项的交付、双方沟通案涉服务事宜等过程，刘某系作为月子中心的经办人与赵某沟通合同具体履行情况并向赵某承诺退款，案涉服务合同的相对方系月子中心而并非刘某，其履行的系职务行为，退款义务主体亦应为月子中心，故法院对赵某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最终法院判决：涉案月子中心返还赵某服务费108600元；驳回赵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现该判决已生效。 焦点：要注意“定金”和“订金”的效力 法官提示，司法实务中，定金、订金的性质及法律效力问题系诉讼当事人较易产生混淆和争议的焦点问题。定金系法律概念，是合同当事人为确保合同的成立、生效或履行而自愿约定的一种担保形式，具有担保的性质，定金交付以后，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定金一般抵作价款或者收回。根据法律规定，定金约定必须明确，如果约定不明确则视为没有约定定金，仅依据模棱两可的言辞主张定金的法律后果可能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另外，定金合同系实践性合同，以实际交付相应定金款项为成立要件，如果实际并未交付相应定金款项，则视为没有约定定金，且定金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而订金仅系一个习惯用语，并非法律概念AG恒丰游戏，一般情况下不具有担保的功能，只是一种预付款项。通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订金被用作表示购买方对商品或服务的购买意向，当然，其具体法律后果需要结合合同实际内容、交易习惯来确定或进行相应法律解释。本案中，赵某虽主张其中交付的2000元系定金，但是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双方曾明确约定过该笔款项的性质系定金，相反在案证据显示该笔款项系预付款订金，故法院对其主张的双倍返还定金诉求不予支持。在此提示广大交易主体，如若计划约定定金条款约束合同主体，则双方应当明确详细磋商定金的具体内容，包括给付时间、金额等，尽量采用书面形式约定，明确“定金”字样，以防发生纠纷而双方进行扯皮。 新京报记者 吴淋姝 编辑 甘浩 校对 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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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起，杭州施行小客车增量指标调控优化政策，包含取消区域指标申请限制、取消车辆更新资格限制、增设“直系血亲”类其他指标、放宽“久摇不中”类指标申请条件、取消指标竞价保留价等多项举措。政策优化后，申领“久摇不中”指标的摇号累计次数减少为48次及以上，不符该条件又迫切想要杭州浙A车牌的市民，可通过竞价获得。8月杭州小客车车牌竞价已于8月26日举行，9月的车牌竞价，实际是优化政策施行后取消1万元保留价的首拍。
按原有设置保留价的政策，杭州小客车增量指标竞价最低成交价为1万元，最高限价为上一个月平均成交价的2倍。不过，今年4月杭州市交通运输局等6部门关于发布惠民生优化小客车其他指标若干政策措施（试行）的通告实行以来，杭州市民可通过“久摇不中”“多孩家庭”“人才专项”等途径获得小客车指标，受该政策影响，个人指标竞价连续多轮以保留价1万元成交，每月参与竞价人数多次少于指标计划投放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