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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5年来，浙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奋力推进政治建设。尤其是近20多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在“八八战略”指引下，坚持人民至上回应人民之盼，全面落实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党建统领问题管控机制，打出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系列组合拳，深入实施“红色根脉强基工程”，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勤廉并重的新时代党建高地建设取得重大成果；以全面深化改革塑造制度优势，持续深化机关效能建设，先后部署实施“四张清单一张网”、“最多跑一次”、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等重大改革；以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示范区建设牵引社会治理效能提升，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后陈经验”等基层民主实践。

2022年1月30日，《浙江省加快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获中央批复同意。这意味着浙江率先探索的行政执法领域改革更进一步，成为全国唯一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浙江将健全完善全覆盖的整体政府监管体系和全闭环的行政执法体系，加快构建全方位的监管执法协同体系，按照既定目标，打造权责统一、权威高效“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新格局，形成在全国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改革成果。

2019年9月25日，龙港市成立大会举行。温州龙港实现了撤镇设市的历史性跨越。从新中国成立时的5个小渔村，到改革开放初期崛起“中国农民第一城”，再到设立县级市，龙港缔造了城市化的传奇、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传奇、群众幸福生活的传奇。龙港要发扬创新创业精神，加快建设成为市场化建城引领区、基层治理改革创新实践区、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努力打造新型城镇化的全国样板。

2003年6月27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在全国率先通过关于公民旁听常委会会议的决定。2003年8月18日，是公民旁听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报名的第一天。这是群众首次有机会旁听浙江最高权力机关的会议。这次旁听的机会是面向杭州市范围的，共有15个名额。申请参加旁听的公民中，有工人、农民、学生、律师、个体老板等，其中离退休干部和在校大学生较多，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一半，年龄最大的82岁，最小的20岁。

1999年6月，温岭市松门镇以“民主恳谈”的形式向老百姓公开政务凤凰快3，将农渔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科教兴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政府要做的、群众密切关注的问题凤凰快3，每期设定一个主题向群众公开，征求群众意见。民主恳谈每隔2至3个月举行一次，并将恳谈的主题、时间和地点以通告的形式张贴在全镇32个村居，欢迎群众参与。党政领导对群众提出的问题逐个当场解答，能现场拍板的，就现场拍板；一时解决不了的，承诺时限交办落实；一些因政策、法律法规原因难以解决的，耐心予以解释宣传。镇里为此专门建立了恳谈交办、督查和反馈制度。

2014年6月25日，全国首个省、市、县一体化的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浙江政务服务网（www.zjzwfw.gov.cn）开通运行。浙江政务服务网是我省深化政府自身改革的标志性、导向性工作，是集行政审批、便民服务、政务公开、效能监察、互动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通过推进权力事项集中进驻、网上服务集中提供、数据资源集中共享，打造扁平化、一体化的网上政府，实现网上晒权、网上行权，深化网上办事。

继2014年6月在全国率先晒出省级部门权力清单后，2014年10月31日，浙江43个省级部门的责任清单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向社会公布，这是全国出炉的第一张责任清单。公布的省级部门责任清单包括：43个部门的543项主要职责，细化具体工作事项3941项，涉及部门职责边界划分的事项165项，编写案例165个，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555个，公共服务事项405项。

我省在全国率先部署开展行政复议体制改革。2015年，我省在义乌试点成立全国首家行政复议局，2019年6月实现省市县三级政府全覆盖。2020年，“浙江模式”被中央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案采纳。我省在浙江政务服务网、“浙里办”APP开通行政复议网上申请，实现全省申请行政复议“零次跑”。市县行政复议局还依托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乡镇司法所、社会治理中心，设立行政复议基层联系点和服务窗口。

2002年12月，由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办的“地方立法网”正式开通，成为全国第一家由省级人大主办的地方立法方面的网站。2004年起，省人大常委会坚持每年登报并通过网络公开向社会各界征集立法项目建议，将公众提出的相对集中的热点问题作为制定年度立法计划的重要参考，在立法工作源头上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提高立法决策的科学性。

1988年8月25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全国首例农民起诉政府案件，这是全国首例民告官案。1985年，农民包郑照经镇城建办批准，建造了三间三层楼房。1987年7月4日，县里以包家的房子建在防洪堤上为由，将包家已竣工落成的楼房拆除。为此，包郑照分别向县人民法院和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县政府，要求经济赔偿。

2013年，桐乡率先探索以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为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合力。德治促人向善、法治定分止争、自治激发活力，三者相辅相成凤凰快3，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核心内容是强调公众的参与，发挥公众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桐乡首创的“自治、法治、德治”，被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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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和这名广东客商的缘分，王鹏回忆道：2023年9月底，下邽派出所接到江先生的报警，称自己在果园被果农围堵。经过处警民警现场调查，了解到江先生与果农约定采购全红的葡萄，但在装车抽检时发现部分葡萄是绿果，未达到采购品质要求。在下邽镇葡萄购销矛盾纠纷调处室内，派出所民警与调委会成员秉承涉农纠纷“快调、快结”的工作机制，结合一些实际案例，对果农释法说理。双方很快达成了书面调解协议，将不达标的葡萄全部更换，再次成为合作伙伴。

“这是我们立足派出所主防职能定位，以高质效的警务服务护航辖区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王鹏告诉记者。渭南市临渭区下邽镇共有29个行政村，6.8万常住人口，耕地面积11.8万亩，其中葡萄种植达6.8万亩。目前，下邽镇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鲜食葡萄生产基地，葡萄产业也已成为下邽镇覆盖面最广、支撑力最强的支柱产业。为护航辖区特色产业发展，下邽派出所针对在葡萄购销中出现的各类矛盾纠纷凤凰快3，联合镇政府、葡萄产业协会、市场管理监督部门组成下邽镇葡萄购销调委会，探索建立一站式集成、全链条共治的葡萄购销矛盾纠纷调处机制，畅通果农、客商、经纪人三方诉求表达、利益协调，全力护航辖区葡萄经济发展。

2024年8月下旬，河南客商赵先生向李大伯订购了10亩葡萄，双方约定以4元/斤的价格收购，并支付了10000元定金。到了正式采摘时，因当地市场价格下降，客商不想以原价格收购，只想要回定金取消订单，而葡萄不及时采摘，品质就会大打折扣，双方僵持不下。这时民警与葡萄购销调委会工作人员及时介入，联合葡萄经纪人做双方工作，聚焦双方争议的收购价格，共同为果农和客商谋求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促成交易的正常进行，保障双方的利益。

“葡萄属于鲜食水果，如果矛盾纠纷不能及时化解，对果农和客商双方当事人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下邽镇葡萄协会会长梁福民表示。作为“调委会”的主力调解员，每到葡萄丰收季，梁会长就与下邽派出所民警、镇政府工作人员及调委会成员往返于下邽镇各个葡萄交易市场、果园，一线听诉求、讲政策、调纠纷，以专业高效的调处为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不仅仅是梁会长这样的乡贤，遍布全镇的300余名葡萄经纪人在涉农矛盾纠纷调解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王鹏说，葡萄经纪人是果农和市场间的一座桥梁，传递着供需市场的一手信息。下邽镇葡萄协会对全镇300余名葡萄经纪人逐一备案，持证上岗，一方面督促经纪人不扰乱市场行情，按时支付果农果款，维护下邽葡萄良好的市场信誉；一方面有效发挥经纪人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协助民警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社情民意收集等工作，对果农和客商发生的一般性矛盾纠纷由经纪人就地化解，无法调解的由葡萄购销调委会介入调解，全力做到常见纠纷就地化解、及时化解、妥善化解。

青紫艳丽的果实是农人汗水的结晶，攀绳搭架的藤蔓是奋斗岁月的见证。近年来，下邽派出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立足辖区经济发展特点，深耕“葡萄警务”，依托邽镇葡萄购销调委会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涉农矛盾纠纷由原来的每年150余起，下降到每年60余起，用最好的守护、最温暖的陪伴，及时回应果农的“急难愁盼”，在希望的田野上护航乡村振兴，为产业发展贡献公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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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月子中心变更履行场地”合同纠纷的典型案例：赵某与某月子中心签订母婴护理服务协议，约定在其王府井旗舰店提供月子期间母婴护理服务，但后期被告知只能在丰台一酒店履行护理服务，双方协商退款后，涉案月子中心未能依约退款，赵某随即上诉，法院最终判决月子中心全额返还赵某108600元服务费。 月子中心单方更改服务场地被诉 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赵某诉称自己与某月子中心签订母婴护理服务协议，约定由月子中心在其王府井旗舰店提供月子期间母婴护理服务，合同期限为待产家属生产后需月子服务之日起97天，合同总价108600元。赵某于协议签订当日支付定金2000元，后来依约支付余款106600元。刘某在月子中心进行实地营销服务，合同签约过程由刘某代表月子中心全程参与，并参与后续服务沟通。后赵某联系刘某要求月子中心履行合同，被刘某告知合同只能在丰台区某一酒店履行。因赵某家属临近生产，无法确认新地址实际居住情况，且合同签订过程中未出现该地选项，经过沟通后，赵某与刘某达成一致：在赵某与月子中心的合同服务期限内，由于月子中心单方变更服务履行地点，导致不能履行合同，月子中心将在2022年12月16日前将已支付合同款无条件退还赵某。赵某于2022年11月、12月以及2023年1月向月子中心、刘某多次追索，仍未收到款项。故赵某诉至法院凤凰快3，请求判令：1.月子中心退还合同款108600元（含2000元定金）；2.月子中心双倍返还定金；3.刘某就上述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涉案月子中心辩称，仅同意返还已收取的款项共计108600元；第二项诉讼请求不认可，2000元不是定金，只能原额返还，不同意双倍返还。刘某辩称，是公司收款行为凤凰快3，亦是公司行为，与个人无关，故不同意承担连带责任。法院判决月子中心全额退款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赵某与月子中心之间签订的服务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现赵某主张月子中心未按约提供服务，导致己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要求月子中心退还合同款108600元，月子中心对此予以认可，法院亦不持异议。关于月子中心是否应当双倍返还定金一项。赵某主张2000元系定金性质，现月子中心违约故应双倍返还，月子中心则认为2000元系合同款总金额一部分，不同意双倍返还。对此，法院认为，一方面，从案涉服务合同条款来看，合同中“甲方签约当日支付百分之五定金，即人民币2000元”被修改为“甲方签约当日支付订金，即人民币2000元”，另，服务合同“六、关于合同续约、退费及解约”条款涉及定金字样内容约定凤凰快3，该部分条款亦被删除。虽上述修改及删除操作系月子中心进行，但赵某并未提出明确书面异议且其实际签署合同予以确认，故应认定上述修改删除内容生效并对赵某及月子中心均产生约束力。另一方面，赵某转款2000元时亦备注“订金”，虽其称转账时没有概念，但该说法并不具备合理性及依据，且月子中心出具的收据亦明确载明“订金”。综上，赵某并未提交充足有效证据证明其于2022年4月1日转款的2000元系定金性质，故法院对于赵某要求月子中心双倍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刘某是否应就月子中心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项。法院认为，综合服务合同的签订、服务费款项的交付、双方沟通案涉服务事宜等过程，刘某系作为月子中心的经办人与赵某沟通合同具体履行情况并向赵某承诺退款，案涉服务合同的相对方系月子中心而并非刘某凤凰快3，其履行的系职务行为，退款义务主体亦应为月子中心凤凰快3，故法院对赵某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最终法院判决：涉案月子中心返还赵某服务费108600元；驳回赵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现该判决已生效。 焦点：要注意“定金”和“订金”的效力 法官提示，司法实务中，定金、订金的性质及法律效力问题系诉讼当事人较易产生混淆和争议的焦点问题。定金系法律概念，是合同当事人为确保合同的成立、生效或履行而自愿约定的一种担保形式，具有担保的性质，定金交付以后，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定金一般抵作价款或者收回。根据法律规定，定金约定必须明确，如果约定不明确则视为没有约定定金，仅依据模棱两可的言辞主张定金的法律后果可能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另外，定金合同系实践性合同，以实际交付相应定金款项为成立要件，如果实际并未交付相应定金款项，则视为没有约定定金，且定金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而订金仅系一个习惯用语，并非法律概念，一般情况下不具有担保的功能，只是一种预付款项。通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订金被用作表示购买方对商品或服务的购买意向，当然，其具体法律后果需要结合合同实际内容、交易习惯来确定或进行相应法律解释。本案中，赵某虽主张其中交付的2000元系定金，但是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双方曾明确约定过该笔款项的性质系定金，相反在案证据显示该笔款项系预付款订金，故法院对其主张的双倍返还定金诉求不予支持。在此提示广大交易主体，如若计划约定定金条款约束合同主体，则双方应当明确详细磋商定金的具体内容，包括给付时间、金额等，尽量采用书面形式约定，明确“定金”字样，以防发生纠纷而双方进行扯皮。 新京报记者 吴淋姝 编辑 甘浩 校对 张彦君